导 读

新《公司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其修订不仅深入总结和巩固了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成果，也对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本文旨在探讨新《公司法》对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的影响，分析其在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升决策效率、保障股东权益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企业在新法框架下完善法人治理和决策机制提供参考。

一、党组织领导地位的明确
 

修改情况
 

新《公司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党组织在国家出资公司中的领导地位，规定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公司的组织机构依法行使职权。这里的“组织”，指的是在国家出资公司的内部，依照党章及党组织的相关规定，依法设立的党委、党支部或党小组，而不是指出资人所在的省、市、区、县一级的党委组织。这一规定意味着国家出资公司需进一步厘清党组织、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功能定位，强化党对于国家出资企业的领导作用，巩固新一轮国企改革成果。
党组织在国家出资公司中的领导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确保企业的发展方向符合国家战略和社会利益，促进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同时，党组织的参与也有利于加强企业内部的监督和管理，防范风险，保障企业的稳定运营。
 

对策建议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要尽快根据企业实际设立党组织，配备相关人员，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地位、职权，明确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决策流程和权限，在企业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积极发挥党组织的前置研究作用，做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工作。

二、“单层制”背景下监督职能的优化
 

修改情况
 

新《公司法》引入了单层制公司治理架构，允许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的职权，从而取消或合并监事会。在原《公司法》的框架下，我国的公司治理呈现“双层制”架构，董事会和监事会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共同对股东会负责。这种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权力的制衡，但也可能导致决策流程相对繁琐，协调成本较高。而新《公司法》下的“单层制”治理架构，简化了治理层级，股东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内部的审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使决策和监督的路径更加直接和高效。
 

这一调整使董事会兼具多种职能，更符合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实际，有助于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一方面，缩短了决策链条，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和抓住商机；另一方面，集中了决策和监督权力于董事会，避免了多头管理和职责不清的问题。例如，在面对紧急的市场机遇时，国有企业能够迅速通过董事会做出决策，并依靠内部审计委员会及时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决策的有效执行和风险的可控。不过，这也对董事会成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决策能力，还需要精通监督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为了保障这一治理架构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机制，如明确审计委员会的工作流程、职责范围和考核标准等。
 

总的来说，新《公司法》下的“单层制”治理架构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以充分发挥其优势，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可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尝试建立审计委员会。一方面，应加强董事会成员的培训和教育，提升其决策能力和监督管理水平，以更好地适应新治理架构的需求。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明确各层级、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决策流程的透明化和规范化。此外，在决策与监督中寻找平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确保决策科学合理、风险可控。

三、监事会不再是强制设置机构
 

修改情况
 

在引进单层制的公司治理架构的同时，本次新《公司法》也对公司监事会的设置进行了简化，这实际上意味着《公司法》在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与灵活性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新《公司法》第八十三条明确指出：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仅设置一名监事，由其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并且，若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甚至可以不设监事。这一规定给予了此类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在治理结构上更大的灵活性。对于这些规模较小、股东人数较少的国有企业而言，不设立监事会或监事可以降低公司的管理成本，避免因机构设置复杂而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在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设监事，也体现了对公司股东自主决策的尊重，使公司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治理结构的优化调整。
 

同时，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可以不设监事会，设置一名监事来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如果这类股份有限公司设置了审计委员会，便可以不设监事会；若没有设置审计委员会，则可以仅设置一名监事。对于规模较小或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这一规定考虑到了其实际运营情况，避免了不必要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审计委员会或一名监事的方式，也能够确保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总之，新《公司法》对规模较小或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在监事会设置上的调整，既体现了立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公司治理的效率与监督的需求，为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治理选择。
 

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应充分认识并利用新《公司法》带来的灵活性。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在决定是否设立监事会或监事时，要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和发展需求。如果选择不设立监事会或监事，应通过加强股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等方式，确保公司的决策和运营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同时，对于设置了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要明确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和工作机制，使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于仅设置一名监事的公司，要确保监事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能够切实履行监督职责。
 

四、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决策权限的扩大
 

修改情况
 

新《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应当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的事项范围进行了修改。原《公司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对该项规定进行了修改，即：“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但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配利润，应当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新《公司法》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调整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且在必须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的事项范围中增加了“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申请破产”“分配利润”事项，删去了“发行公司债券”这一事项。这一修改显著扩大了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决策权限，强调了其在国有独资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同时，在“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之后删除了“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一项，进一步限制了公司董事会的职权，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能够“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
 

这一调整有利于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和稳定，防止因董事会过度决策而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促使国有独资公司在重大决策上更加谨慎，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从长远来看，这种修改将有助于优化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推动国有独资公司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对策建议
 

对于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而言，需对权责清单及公司章程加以审视，参考新《公司法》及相关国资监管条例的规定，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水平，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完善。在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公司的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时，要充分开展调研论证，广泛听取专业人士和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同时，要加强对国有独资公司的动态监管，通过信息化手段掌握公司运营状况，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

五、法定代表人范围的扩大
 

修改情况
 

原《公司法》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位限定为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三者之一，具体由公司根据其实际情况在章程中明确。然而，新《公司法》对此进行了调整，将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资格扩展至“负责代表公司执行事务的董事及经理”两大类，显著放宽了选任范围。具体而言，新法不仅保留了董事长和经理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传统选项，还规定董事会中的其他成员，即除董事长外的董事，依据公司章程的明确约定，也有资格被选举为法定代表人。
 

这一变化意味着法定代表人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职位称谓，而是更加侧重于其实际承担的公司执行与经营管理职责。进一步来说，符合“代表公司执行事务”条件的董事，可能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同时担任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职务的董事。值得注意的是，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由于其独特的角色定位，不被纳入此列。
 

此外，新法强调了一个原则，即公司法定代表人必须为唯一，且必须是实质性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直接负责公司内部业务执行的人员，以此杜绝“挂名法定代表人”现象的发生，确保法定代表人能够切实履行其法律与职责义务。以往的实践中，存在着一些“挂名法定代表人”的现象，这些人虽然在名义上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无法直接负责公司内部业务的执行。这种现象不仅容易导致公司治理的混乱，也可能给公司和相关利益方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
 

新法通过对法定代表人范围的扩大，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一调整使得公司在选择法定代表人时能够更加精准地匹配实际经营管理的需求，充分发挥不同岗位人员的优势，促进公司的高效运作。
 

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在选择法定代表人时，应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首先，从实际经营管理需求出发，认真评估各岗位人员的能力和职责，精准选出能够切实履行法定代表人义务的合适人选。无论是董事还是经理，都要确保其真正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并能直接负责公司内部业务执行，坚决杜绝“挂名法定代表人”现象。其次，在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订中，要明确法定代表人的产生方式、职责范围和权利义务，为公司治理提供清晰的指引。同时，加强对法定代表人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促使其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公司的稳定运营和健康发展。

六、职工代表制度的完善
 

修改情况
 

新《公司法》扩大了应当设立职工代表董事的范围，进一步强化了以职工代表为基础的民主管理制度。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首次发布以来，便有了职工董事的概念，最初的规定主要针对部分国有企业，要求这些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2018年修正的《公司法》，除继续沿用对部分国有企业的这一要求外，还明确了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而本次新《公司法》规定：“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同时，第一百二十一条也确认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同样适用这一规定。这意味着，对于人数超300人的公司，要么设立监事会并依法选任职工监事且职工监事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要么选任职工董事，至少要接受一名职工代表以董事身份或监事身份深度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职工代表董事范围的扩大对于提升公司治理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大有裨益，有利于增强职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让更多职工能够参与到公司的决策过程中，从制度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公司决策能充分考虑职工的利益诉求。同时，也体现了现代企业治理中的民主原则，使企业管理更加民主化、透明化，保障企业稳定发展。
 

对策建议
 

对于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来说，应积极响应新《公司法》的规定，重视职工代表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董事会成员选举中，要确保职工代表的产生过程公正、透明，选拔出真正能够代表职工利益、具备相应能力和素质的人员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同时，为职工代表董事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支持，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参与公司决策。对于设立监事会的公司，要严格按照规定选任职工监事，保证职工监事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充分发挥职工监事的监督作用。

七、开会及表决方式的革新
 

修改情况
 

新《公司法》第二十四条新增了关于“电子通信方式开会和表决”的条款，即“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会议和表决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不仅是对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革新，也是法律体系积极响应时代需求、促进商业活动高效便捷的重要体现。在原《公司法》背景下，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参与会议及表决主要采用现场召开、现场表决方式，而新规定考虑到现实情况，允许采用电子通信方式，这有助于提高公司决策的效率，方便股东、董事、监事等参与会议及表决。具体而言，新法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召集与表决流程，在遵循公司章程无特别限制的前提下，均可采用电子通信方式进行。
 

这一转变，极大地拓宽了会议参与者的空间与时间界限，使得身处不同地域的股东、董事、监事能够实时参与讨论与决策，极大地提升了公司治理的便捷性与响应速度。对于快节奏的现代商业环境而言，这无疑是一大利好，有助于企业快速把握市场机遇，灵活应对挑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电子通信方式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其合法性与有效性仍需严格界定。新法虽赋予了电子通信方式的合法性地位，但同时也强调了公司章程的优先适用性。若公司章程对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有更为具体或特殊的规定，如明确要求采用现场会议或特定形式的电子通信方式，则必须严格遵照执行。因此，各公司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适应这一变化，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以确保公司治理的规范化与高效性。
 

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确定选择适用何种方式进行开会和表决。若决定利用电子通信方式，则应提前做好技术准备和流程规划，确保股东、董事、监事等能够熟练使用电子通信工具参与会议和表决。同时，根据公司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对公司章程中关于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的条款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明确电子通信方式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技术保障等具体内容，在确保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电子通信方式的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电子通信方式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监督管理，建立严格的身份验证、信息保密、数据存档等机制，防止出现虚假表决、信息泄露等问题，保障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高效性。
 

八、经理职位设置与职权界定的灵活性
 

修改情况
 

原《公司法》第四十九条明确列举了经理的七项具体职权及两项兜底职权，这些职权直接由法律赋予，且适用于所有公司，无论其规模大小。这种“一刀切”的规定方式，虽然确保了经理在公司运营中的重要地位，但也限制了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经营特色灵活调整管理架构和职权分配的能力，使得公司在面对市场变化时显得较为僵化。相比之下，新《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则体现了立法对于公司治理灵活性的重视。该条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经理职位，并由董事会负责决定其聘任或解聘。这表示经理的职权范围不再完全由法律硬性规定，而是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具体规定或董事会的明确授权来灵活设定。这一变化，实际上是将经理职权的配置权交给了公司自身，特别是赋予了董事会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业务特点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经理的职权范围，从而确保公司的经营运转更加高效、灵活。
 

这一修订，不仅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还鼓励了企业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了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同时，也强调了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理规则，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在设立经理职位时，需通过明确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权，科学、灵活地设定经理职权范围，董事会要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业务特点和市场环境变化，审慎地决定经理的聘任或解聘。同时，要建立健全对经理的监督考核机制，确保经理在行使职权时既能够高效推动公司业务发展，又不偏离公司整体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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